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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项目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环境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努力较为有限。这可能会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周边25公里缓冲区内超过369000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此外，物种入侵也是“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威胁。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因此其生态环境尤其脆弱；虽然已有保护措施，但人们对保护区域外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仍缺乏了解. ¹ 目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体系还没有让私营企业充分参与进来,² 因此吉尔吉斯斯坦需要让企业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国内较为活跃的社群活动有利于推进企业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该国生态环境治理仍处于发展阶段，这将仍然需要该领域的国际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生物多样性丰富但面临威胁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多山的内陆国家，平均海拔为2750米，国土面积的40%海拔超过3000米，90%超过1500米。国内有88条主要山脉，如北部的天山和南部的帕米尔山。几乎吉尔吉斯斯坦全境都被列入“中亚山脉生物多样性热点”（图1），同时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

从保护和农业的角度看，这些热点地区有较多的物种在全球进出口中有着重要作用：它是许多水果、坚果和作物的原产地，这些原产地及野生品种的保护对全球农业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该地区还拥有68个全球受胁物种，其中19种名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⁴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独特的生态系统正处于受威胁的状态，现阶段需要考虑如何保护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免于进一步退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吉两国需要共同努力完善政策以保证“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绿色”的基础上兼顾生物多样性。本案例分析将首先研究吉尔吉斯斯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其次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潜力，最后就重点领域提出建议。

吉尔吉斯斯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1.     政策、机构及治理

自苏联解体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环境及生态治理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每一次改革都逐步强调市场经济和去中心化，但由于规划和执行不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有完善的环境保护规范和法律框架，同时也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个国际环境公约，但在法律法规的实践中仍有缺乏执行力等问题。⁵ 此外，政府机构在保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方面也缺乏严谨的态度，⁶ 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阿布尔加济耶夫因无视禁止扩大伊塞克湖生态区采矿区域的禁令，仍签署法令允许库姆托尔金矿公司CJSC将其在该区域的采矿面积扩大一倍而被指控腐败。

2.     融资

吉尔吉斯斯坦仅有0.5%左右的公共支出直接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适应等环境相关方面，⁷国际捐助及私营部门的贡献同样微乎其微（不考虑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潜在投资）。⁸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融资行动估计，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前的生物多样性融资需求为3000万美元，目前仅达到了融资目标的40%，剩余部分需要通过国际捐助、公共资金和私营部门捐款来补齐，这对“一带一路”投资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力渠道。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已经确定了“创建包容绿色经济”的大方向，并将其纳入了2040长期愿景。

3.     研究、培训和教育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相对较少且分布稀疏，有64所大学，但均未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相比之下，邻国哈萨克斯坦有着125所大学，其中13所名列QS世界大学排名，1所进入了前200名。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质量也不尽人意，存在着学术腐败等诸多问题，并且很多年轻人都存在着学历和技能不匹配的问题。由于在这64所大学中，仅有少数几所培养生物保护人才，国际组织在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国内外人才培训方面中尤为重要。⁹为了生态保护进程顺利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需要在各个阶段开展人才继续教育及培训。¹⁰

4.     生物资源的管理、保护及利用

吉尔吉斯斯坦的中亚山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覆盖了32个已确认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KBA)（面积约2.061万平方公里），同时该国还拥有位于热点地区内外的两个重要鸟类保护区。 ¹¹ （图2）境内生物保护区的面积比例已超过了国土面积的7% ，但由于资金和执行力方面的欠缺，一些生物保护区名存实亡。¹² 遗憾的是，该国在保护区以外地区的数据收集工作并不完善，即使保护区内有着相对较好的数据，但充分利用数据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有限。¹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尚未建立管理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¹⁴

5.     公众意识和行动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各种活跃的民间社会组织，有200多个组织专注于不同类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¹⁶ 然而，公众在获得生态信息方面仍有障碍，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及包容性，以提高这些民间社会组织的影响力。¹⁷

要点总结： 吉尔吉斯斯坦的生态环境治理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能力仍依赖于国际支持，但社会公众在此方面较为活跃；第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已经基本到位，但总体数据较为局限。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在2020年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正致力于发展“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目前中国已认识到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从投资方面已可见一斑：自2017年以来，每年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投入的相关财政资金超过2600亿元人民币（约合400亿美元）。¹⁸ 2019年1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达成共识，要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加入到私营部门的决策链中，并将其纳入主流。¹⁹ 然而，中国公司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仍存在问题，例如，90%的环保公司仍以污染和废物治理为中心。²⁰ 此外，中国在环保方面的研究能力也落后于西方国家，这难免让人对中国未来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成功与否产生怀疑。

根据Narain（2020）等的研究²¹，在“一带一路”国家的65个主要投资机构（35个中方金融机构，30个国际金融机构）中，只有四分之一要求其投资项目落实缓解生物多样性影响方案，其中只有一家中国投资机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学者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环境问题的研究尚少，且大多关注中国国内的环境问题，仅有7%的论文聚焦于一带一路国家等其它国家。据估计，“一带一路”国家计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对周围25公里缓冲区内超过26900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产生潜在影响，²² 如物种入侵²³、森林转化、非法狩猎、野生动物贸易等问题。 2013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在新疆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并在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所有地区都设立了区域办事处。²⁴中国已经为实现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许多努力，但目前的政策约束力不够，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

建议与展望

1.     研究及教育能力方面

用于环保研究的“一带一路”倡议奖学金有助于提高中国和共建国家的研究能力。²⁵ 同时，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应与有丰富经验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合作，以增强监测生物多样性及建立有效治理机制的能力。

2.     融资方面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强调生态文明理念，能够增加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预算。吉尔吉斯斯坦从西方投资者处获得了一定资金，但仍是杯水车薪，²⁶ 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不仅能够帮助其达到预算目标，还能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发展。

3.     债务自然交换机制

中国目前是吉尔吉斯斯坦自2012年以来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在债务偿还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债务自然或气候交换机制等方式增加债务的绿色附加值，同时加速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此外，通过与国际或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合作，可以确保资金分配公平透明。²⁷

4.     自然保护区

中亚山脉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覆盖中国西北部地区，中国不仅有能力、有机会启动跨国界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启动所需的跨国界环境保护项目。相关部门需要规划生物保护区网络，在“一带一路”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连接点设立野生动物保护走廊，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²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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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2017.

^[2] Baluga, “Leveraging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to Boo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4]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5] Temir Burzhubaev et al., “Environmental Finance Policy Abd Institutional Review in the Kyrgyz Republic,” 2019.

^[6] Burzhubaev et al.

^[7] Burzhubaev et al., “Environmental Finance Policy Abd Institutional Review in the Kyrgyz Republic.”

^[8]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9] The Government of the Kyrgys Republ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of the Kyrgyz Republic till 2024,” 2014, 46.

^[10] Hao et al.,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Policy of Kyrgyzstan Based on Data Envelope Analysis.”

^[11]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12] John D Farrington, “A Report on Protected Areas,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Kyrgyzstan Tian Shan with Brief Notes on the Kyrgyzstan Pamir-Alai and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2005.

^[13]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14] Burzhubaev et al., “Environmental Finance Policy Abd Institutional Review in the Kyrgyz Republic.”

^[15]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16]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17] Hao et al.,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Policy of Kyrgyzstan Based on Data Envelope Analysis.”

^[18] Liu Ning, “Opening Remarks on : A New Biodiversity Finance Agenda for 2021-2030,” in Virtual Global Conference on Biodiversity Finance, 2020, 1–4.

^[19] Ning.

^[20] Baluga, “Leveraging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to Boo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1] Narain et al., (2020)

^[22] Narain et al.

^[23] Liu et al., “Risks of Biological Invas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24]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25] Fan et al., “Build up Conservation Research Capacity in China for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26]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Ecosystem Profil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Biodiversity Hotspot.”

^[27] Conservation Finance Alliance.

^[28] Ng et al., “The Scale of Biodiversity Impa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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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该报告由牛津大学丝绸之路协会智库在IIGF绿色“一带一路”中心的支持下发布。 “一带一路”政策报告分析了在“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不断扩展下，对中亚地区产生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以及其为区域合作伙伴和中国提供的机遇。该报告勾勒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发展道路的交汇点，并探讨了以创新方式应对绿色治理挑战的发展机会。

牛津大学丝绸之路学会成立于2017年，由优秀的学生群体组成，他们热衷于对现代和历史中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文化和人民进行探索、研究和讨论。该智库通过案例研究或整体报告，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为改善可持续性所做出的努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向政府和私营企业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全文可在牛津大学丝绸之路协会的网站或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并附有IIGF绿色“一带一路”中心主任Christoph NEDOPIL WANG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