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下,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尝试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刺激手段来应对经济危机。当前,新冠危机余波未平,一些国家仍处于短期“拯救”阶段,其首要任务是维持企业运转、提供家庭救济和就业保障;而长期看来,在后疫情时代,各国的目标将会转向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步入“复苏”阶段。因此,各国政府正努力制定适当的刺激政策,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间寻求平衡。但各国面临的境况不尽相同:由于疫情影响,一些国家在公共债务负担加剧的背景下,甚至无法满足目前的财政支出需求;相较而言,其它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国家高瞻远瞩地将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考虑,提出“绿色复苏“。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将其定义为“有序地向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及高气候韧性的金融体系过渡”

为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的绿色复苏情况,本文首先解释了绿色复苏的必要性,而后概述了六个[1]不同收入水平的“一带一路”国家现有的绿色财政措施、货币措施及审慎措施,最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提供了政策建议。

一、绿色复苏的必要性

目前,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开始考虑如何加快经济复苏,同时保证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而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注重绿色复苏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第一,绿色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绿色复苏措施能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第三,绿色投资可以降低气候变化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一)创造就业机会

与化石燃料产业等传统部门相比,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能源效率改造和生态保护修复等绿色产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项使用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估计,在可再生能源产业,每100万美元的投入就将创造7.49个新的就业机会;在能源效率产业,100万美元的投入能创造7.72[2]个新的就业机会;然而在传统化石燃料产业仅为2.65个。 因此可知,同等投入情况下,绿色能源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化石燃料的三倍。

此外,与化石燃料部门的就业岗位相比,绿色产业在未来就业形势下更具优势: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表明,化石燃料行业有120多万个工作岗位已被取缔或面临风险[3],而仅能源效率行业每年就可在全球提供多达25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4] 。

除此之外,绿色产业项目落地快的特点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即能拉动用工需求。这些优势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长期经济效益

除了创造就业机会,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研发和自然资本投入等绿色复苏手段还能创造长期经济效益[5]。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在各种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模式中,用于地热能发电厂和风力发电厂的单位产能投资(如每1GW产能的投资额)创造的GDP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均最高,其中可能通过助力国内制造业发展而产生了乘数效应。同样,在美国,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每年可创造95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和150亿美元的家庭支出,以及12.6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和9.5万个间接就业机会[6]。绿色复苏措施能够带来诸多长期机会,并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发展。

(三)降低气候风险

目前,气候问题正影响着全球经济活动,不及时应对气候风险会带来更高的成本:每延迟一年投入气候缓解行动,都会额外产生0.3-0.9万亿美元的支出用于全球最终达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气候目标。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均面临着日益显著的物理风险,特别是当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加剧且频繁出现。如果决策者加快转型步调、立即大幅收紧碳排放相关政策,投资者又将面临高碳资产重新定价下的转型风险,包括搁浅资产风险。

经济复苏期对气候缓解的忽视与对高碳产业传统路径发展的财政支持将扩大金融市场和整个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气候风险敞口、拉高日后气候适应成本。研究发现,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气候适应成本将在本世纪下半叶急剧提高,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投入总额将达到全球GDP的1%至3%,且只有较小的可能性实现2°C的气候目标。如果全球升温超过2°C,预计到2100年,包括农粮生产损失等在内的GDP的潜在损失将超过13%,面临极端高温的人口数也将达到现有水平的27至300倍(见图 1)。长期而言,与其它情景相比,远低于2°C的全球升温将避免每年约1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所有国家中,中等偏下收入的东南亚国家,由于其产能结构等诸多原因,对物理风险更加敏感。因此,在远低于2°C的情景下,他们也将受益最大。为避免各类微观及宏观风险,各国需要从现在开始加速绿色(包括气候)投融资进程

图 1 全球变暖对人类、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全球变暖对人类、环境和经济的影响
资料来源: 翻译自The CRO Forum, “The Heat Is on – Insu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a Changing Climate,” 2019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复苏案例分析

为了评估“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绿色复苏的现状、差距和机遇,首先,区分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包括了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同时,一些绿色复苏国别案例对相似类型的国家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选择了六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一带一路”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巴基斯坦、越南;中等偏上收入:中国、泰国; 高收入:波兰、韩国)进行了绿色复苏相关政策汇总。纳入考量的六个国家的复苏政策均在牛津大学牵头的全球复苏观察数据库中被评定为拥有正面的环境影响[7]。表 1  概述了六个国家的绿色财政、货币及相关审慎政策手段。为了更全面的了解疫情后的绿色发展,表格里同时涵盖了如建立绿色分类标准(Green Taxonomy)、牵头绿色金融倡议等有中长期效用的非“复苏”类政策。

表 1 六个“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复苏举措概况

国家收入水平[8]中低收入水平中高收入水平高收入水平
政策分类国家 / 政策工具巴基斯坦越南中国泰国波兰韩国
财政政策政府投资为植树造林项目设置6.5万个新职位;投资国家保护区公园扩建;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项目拨款  污染防治;城区水保基础设施建设;林地、草地保护;水库重建;湿地保护;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空气质量改善项目 投资环保制造业;投资低碳能源-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建设零能耗建筑;地表、海上及城区生态系统重建;水资源保护;绿色工业建筑群;绿色创新
税收优惠  提高新能源汽车购买免税额新能源汽车投资激励  
国家补助及上网电价补贴 为太阳能发电项目提供新的上网电价补贴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 绿色公共交通项目扩张;新能源汽车补贴;电动出租车补贴;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商业购买补贴;防烟雾污染计划及能效提高计划;支持高能效废热发电项目购买节能家电可获部分退款购买节能家电可获部分退款
债务交换债务自然交换(协商中)     
发行绿色、社会与可持续主权债券计划发行价值5亿美元的绿色主权债券  发行价值300亿泰铢(9.8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挂钩主权债券  
货币政策抵押品框架  中国央行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框架  
审慎政策及其他气候相关宏、微观审慎政策  中国央行计划开始进行气候相关风险压力测试  
绿色议程及绿色激励   泰国央行与英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泰国可持续金融产业发展  
绿色分类框架  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财政政策于2021年5月12日检索自全球复苏观察数据库[9]

综合来看,两个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在其财政刺激手段中更单一偏重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治理。例如,巴基斯坦政府投入公共资金于植树造林项目和国家公园扩建。同时,巴基斯坦也预期通过“债务自然交换机制”(debt-for-nature swap)与其部分债权国,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达成协定[10]。在减轻其债务负担的同时,加大对环保项目的投入。越南则设定了新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用于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两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生态基础设施和污染治理的基础上,将财政刺激更多地倾斜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新能源车补贴。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支持同时也包括了在购买、生产和投资方面的税收优惠。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方面,中国央行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框架[11],计划开始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同时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对绿色债券市场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和指导。

两个高收入国家,相较而言,具有更完备和更多样的绿色复苏政策。除了生态保护和治理以及可再生能源,它们将财政刺激渗透到对绿色产业研发、建筑节能改造和能效项目的支持中。例如,韩国预计于2025年前累计投入2.7万亿韩元(22.4亿美元)用于绿色创新,6.2万亿韩元(51.5亿美元)于建筑节能改造。与两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类似,它们也同时增大了对新能源汽车乃至相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的补贴。

为了撬动私人资本用于弥补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中财政资金的不足,绿色、社会和可持续主权债券也成为了“一带一路”国家募集资金的新金融工具。继波兰和韩国数年前发行相关主题的主权债券后,巴基斯坦、泰国等在疫情期间也纷纷发行或计划发行绿色债券(“use-of-proceeds” green bond)或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s “SLBs”)用以支持本国绿色复苏。

总结而言,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更多地依赖生态环保相关项目来带动就业。而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将财政政策辐射到更多领域(如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能效)且利用了更丰富的政策工具(如财政政策上的税收优惠、补贴,配套的货币政策等)。

三、对“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复苏的政策建议

一是对于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财政政策制定者仍应重视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项目。这些项目具有能够短时间内拉动就业优势(尤其是较低的就业准入)。在此基础上,高负债国可通过“债务自然交换机制“来减轻偿还外汇贷款的压力,为环保项目留出财政资金空间。同时,这些国家也可通过发行绿色、社会和可持续主权债券(可借助发展性金融机构的技术支持)来撬动私人资本,用以投入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基建等公共绿色项目。

二是对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财政政策制定者在有短期效用的财政刺激之外,还应将部分财政支出分配给绿色产业研发。这部分的支持或许对经济或环境而言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而言,有不可预估的潜能。

三是利用绿色金融支持长期经济转型。金融监管者无论在哪个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应发挥其职能,指导银行、保险和资管行业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风险评估分析(如气候相关风险压力测试),并进行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框架的相关披露。对气候风险进行及时评估和分析将让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免于另一个“地平线悲剧” 。央行和其它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合格抵押品框架、建立绿色分类标准等方式来进一步引导和支持绿色金融市场。


[1] 中等偏下收入:巴基斯坦、 越南;中等偏上收入:中国、泰国; 高收入:波兰、韩国 (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

[2] 略低于国际能源机构(IEA)在”可持续复苏” (2020年)给出的估算—— 9-30个工作岗位每百万美元能源效率支出。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4] IEA data cited in OECD, “Making the Green Recovery Work for Jobs, Income and Growth,” October 6, 2020.

[5] Cameron Hepburn et al., “Will COVID-19 Fiscal Recovery Packages Accelerate or Retard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 Working Paper No. 20 02 ISSN 2732 4214 (Online) (Oxford 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 May 4, 2020).

[6] BenDor et al., “Estimating the Size and Impact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nomy.” cited in OECD, “Biodiversity and the Economic Response to COVID-19: Ensuring a Green and Resilient Recovery.”

[7] 本文仅基于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评分判断 (数据采自2021年5月12日)

[8] 世界银行划分标准

[9] O’Callaghan, B., Yau, N., Murdock, E., Tritsch, D., Janz, A., Blackwood, A., Purroy Sanchez, L., Sadler, A., Wen, E., Kope, H., Flodell, H.,  Tillman-Morris, L., Ostrovsky, N., Kitsberg, A., Lee, T., Hristov, D., Didarali, Z., Chowdhry, K., Karlubik, M., Shewry, A., Bialek, F., Wang, M., Rosenbaum, N., Gupta, S., Hazell, T., Angell, Z., and Hepburn, C., “Global Recovery Observatory.”

[10] “Pakistan Nears Debt-for-Nature Swap Agreement with Creditors.”


缩略图: The third wave – Graeme Mackay

About the author(s)

Director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een Finance


Dr. Christoph NEDOPIL WANG i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IIGF)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UFE) in Beijing, China.


Christoph is a membe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Coalition (BRIGC)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e has contributed to policies and provided research/consulting amongst others for the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various private and multilateral finance institutions (e.g. ADB, IFC,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e.g. UNDP, UNESCAP)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Christoph holds a master of engineering from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s well as a PhD in Economics.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finance,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having work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for almost 10 years and being a Director for the Sino-German Sustainable Transport Project with the German Cooperation Agency GIZ in Beijing.


He has authored books, articles and reports, including UNDP's SDG Finance Taxonomy, IFC's “Navigating through Cris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 Handbook for Board Directors”, and multiple academic papers on capital flows,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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