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2021年6月23日举办的”一带一路 “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期间,”一带一路”倡议中29个伙伴国家[1] (见图1)共同发起了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以下简称 “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该会议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来自29个国家的副总理、外交部长和其他政要,以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绿色伙伴关系中其余28个国家占中国自2013年以来向“一带一路”投融资总额(约5200亿美元)的68%以上。

图1:“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签署国(截止到2021年6月)

“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重视通过国际合作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经济复苏,并以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为指导。具体来说,它列出了重点合作领域,肯定了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和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GIP)取得的进展。

本文对”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和解读,并与七国集团(G7)的 “重建更好世界 “倡议(B3W)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本文为加快“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的发起

近年来,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致力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中国在过去数年已发布和推行多项指导意见及相关倡议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例如,2017年,外交部、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的指导意见》、2020年12月”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的《绿色发展指导意见》以及由中国发起成立的由39家中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及合作伙伴签署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选择(GIP)。

然而,就目前为止,这些举措主要是由中国政府及其它利益相关者(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推动,是自发行为。一直缺乏国际层面、政府间达成的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相关的标准和原则方面的共识。

但绿色伙伴关系与此前的倡议和标准等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新特点:

一是这一新倡议是由29个国家的高级政要,包括总统、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等,共同发起和签署的。这表明“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高层领导在政策层面上对引导伙伴国的绿色发展有了较高认同,并有更强烈的意愿采用共同标准。

二是该倡议强调需要通过 “国际公认标准和最佳实践 “来减少环境风险。这表达了采用共同标准的意愿,而不再是仅仅遵守”东道国原则”。后者通常采用东道国较低的环境标准,并造成一定负面环境影响。

三是通过认可 “一带一路 “倡议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和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GIP)的工作,这或意味着未来在进一步建设 “一带一路 “时将采用共同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标准。会议中,”一带一路 “倡议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的国际召集人Erik Solheim强调了《“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以及该联盟关于绿色供应链的工作或可成为潜在的共同标准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立在实现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共同责任和努力之上,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以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指导的《巴黎协定》。总的来说,该倡议将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绿色复苏,但它也包括其合作领域中更广泛的环境问题(详见倡议原文):

  • 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采取统筹兼顾的方式发展经济,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关注低碳发展以缓解气候变化, 包括重点发展清洁能源;
  • 建设环境友好和抗风险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气候和环境风险评估方面借鉴国际公认标准和最佳实践;
  •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 通过分享经验,支持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及协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三、“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与七国集团(G7) 的 B3W计划 

“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在 G7 国家发起“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 计划几周后公布。G7宣称将通过B3W 计划,为新兴国家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和 G7 的 B3W 计划都强调了建设绿色和高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性。G7 同意通过政府投资、撬动私人资本,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约40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他们希望在基建标准上达成多边共识,并使其对外投融资与《巴黎协定》中的目标达成一致。

两者都强调了撬动私人资本的重要性。受益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间明确的监管和问责机制,“一带一路”可能在这方面更具优势;而来自G7的私人投资者和开发商的活动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受政府机构的影响较小

为了直观地展现两者的异同,我们在总体目标、价值、融资、环境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见表 1):

表 1 “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与B3W计划比较

倡议方面   “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B3W计划
倡议的总体目标政策便利设施连通性贸易畅通金融一体化人与人的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发展以促进绿色增长
可持续发展的明确目标环境(6月23日高级别会议期间同时还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气候、健康、健康安全、数字技术、性别平等
范围“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每个合作伙伴的重点领域不同)
伙伴29个国家,并“期待更多合作伙伴的参与”G7国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价值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国际合作绿色发展政策沟通协调透明度可持续性 —— 尤其是在财务、环境和社会方面良好的治理 —— 特别是在劳工、气候、社会保障、反腐败方面战略伙伴关系 —— 通过共同协商
融资国内和国际金融机构双边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开发性融资撬动私人资本
环境标准“借鉴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和最佳实践”蓝点网络标准多边开发性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
时间框架未指明,但应是“一带一路“伙伴的长期合作未指明,或更关注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期
说明:本表格并未涵盖所有信息。“一带一路”倡议信息来源于亚太“一带一路”高级别会议中国官方信息发布; B3W信息取自G7峰会公报和白宫简报。

四、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为了加快“一带一路”及其他地区更绿色、更具包容性和更有活力的发展,并充分利用新“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所提供的动力,以下四个方面可作提高:

一是绿色标准。为“一带一路”项目制定并启用共同的“绿色标准“ 是降低项目全流程环境风险的必要条件。这些标准需要为相关金融机构、投资者、项目发起人和当地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并应与项目设计、建设、报告和维护方面的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一带一路”国际发展联盟于2020 年 12 月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指南从环境角度对“一带一路”项目进行了分类,并提供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的指导,以便根据当地特点对项目进行差异化的分析。

二是社会标准和申诉机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发起人和金融机构而言,疫情背景下,社会风险日益加剧。当地社会期待更好地得益于项目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生计改善。尽管各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原则上,还是应将社会福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配,并解决一些权益冲突。因此,开发商和金融机构需要更深入地与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以了解他们的发展需求,并找出潜在的不足。相应地,他们还应建立公开透明的申诉机制,以识别和管理整个项目周期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

三是多边合作。与多边和双边金融机构和倡议的合作可以加快资本动员使东道国和发起国共同获益,包括卫生系统的改善和数字连接的增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应充分利用知识网络和能力建设,并通过亚投行、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积极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

四是生物多样性。“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涵盖了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广泛目标,但仍应进一步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的具体目标和标准。可以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纳入计划中,以适应和减缓一些国家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中呈现的高度脆弱性。


[1] 阿富汗、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斐济、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斯坦、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About the author(s)

Director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een Finance


Dr. Christoph NEDOPIL WANG i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IIGF)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UFE) in Beijing, China.


Christoph is a membe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Coalition (BRIGC)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e has contributed to policies and provided research/consulting amongst others for the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various private and multilateral finance institutions (e.g. ADB, IFC,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e.g. UNDP, UNESCAP)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Christoph holds a master of engineering from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s well as a PhD in Economics.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finance,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having work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for almost 10 years and being a Director for the Sino-German Sustainable Transport Project with the German Cooperation Agency GIZ in Beijing.


He has authored books, articles and reports, including UNDP's SDG Finance Taxonomy, IFC's “Navigating through Cris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 Handbook for Board Directors”, and multiple academic papers on capital flows,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er

Yingzhi TANG is a researcher at the Green BRI Center at IIGF.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limate- and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Before joining IIGF, she has worked on insurance and banking sectors’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projects at UNEP Finance Initiative (Switzerland) and the Intact Centre on Climate Adaptation (Canada).

She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double bachelor’s degrees in both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from University of Waterloo. Outside of work, she volunteers f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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