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市绿色交通发展对于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全球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25亿,这其中很大的比重分布在“一带一路”倡议(BRI)沿线国家。绿色出行技术和创新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因此,中财大绿金院与欧盟EC-Link项目合作, 通过2033年的三种城市交通情景假设,围绕“一带一路”城市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投融资需求和气候影响开展研究,旨在为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提供参考。该项研究报告全文将由欧盟于2020年初发布。笔者将报告内容整理改编为系列文章。本文为系列文章的介绍篇,将讨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政策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不同政策下的三种发展情景进行简要描述,并在结尾通过对比三种情景得出概要性结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交通发展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加强经济领域的连通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自2013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项目中投资约1,940亿美元(见图1)。这其中,多数投资是与工程建设相关联的,比如通过政府贷款走出去的交通设施建筑工程等。

图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领域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Scissors Derek,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2018,”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January 2019), http://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数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6月)

随着这些投资活动的不断增多,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正不断发生变化,甚至衍生了新的城市,如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斯城等[1]。这一方面为人们带来了更便捷的生活,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交通运输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首要因素,其排放量在终端能源总消耗量的占比已经高达40%,其同时也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来源以及线性基础设施(公路、停车用地及配套服务等)的主要空间使用者。但如果能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交通运输领域的新技术及大数据等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其中,则每年可减少约3亿吨的排放,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绿色交通投融资的研究很有必要。

二、为城市绿色交通创新技术融资的关键

加速城市交通领域的技术创新是加速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关键。这些技术包括电动出行、自动驾驶、共享出行、数字化和大数据平台以及互联出行等。这些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活动的导向,而推动绿色资本投入到这些领域的关键要素则是政策的支持。比如,鼓励无人驾驶出租车或行驶路线灵活的无人驾驶公共汽车可以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鼓励大数据应用程序可用于改进路线优化手段,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或耗能高的数据收集和存储;鼓励电气化可以促进城市车辆的废气排放减少,并减少电池浪费。

中国的很多城市已采取综合的政策和投融资手段来加速电动公交车的应用:在全球运营的425000辆电动公交车中,约421000辆都在中国。另外,到2018年底,中国的公交车电动化比率已经高达18%[2]。这些政策和投融资手段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交通发展有着重要的典范意义。

为更好理解不同绿色金融模式、绿色政策、国际合作和交通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交通排放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提出到2033年,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20周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境。这三种情景并不具有任何预测意义,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展现不同发展模式的可行性、风险和融资潜能。

三、不同政策导向下的三种发展情景

情景(一):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模式

到2033年,所有签署过《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与环境条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国)和欧洲国家均实现承诺,则可能达到以下目标:

1. 在联合国框架下,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继续加强;

2. 政策重点放在了BRI城市的公共城市交通投资和绿色城市交通技术的应用上(例如电动交通,共享交通,用于优化交通的大数据);

3. 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加强,城市交通和城市景观综合规划的能力得到提升。通过降低燃油补贴、提高公共交通盈利性等使地方当局和投资者投资收益得到提高,通过提高能效和智慧交通等降低交通成本等;

4. 公共交通份额达到约60%,而私家车仅占25%;

5. 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通过电气化、消费指引等手段,每年约减低3.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情景(一)下,要实现绿色城市交通目标,每年需要投资1,700亿美元,特别是在公共交通运营方面。[3]

情景(二):遵循东道国原则的发展模式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只遵循东道国自由选择的环境标准和发展道路,到2033年可能达到的发展情况: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城市根据当地自有的知识和需求自由选择城市交通投资;

2.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投资了可持续交通创新(例如电动公交车),其他城市则强调基本的交通收益(例如为某些单个个体的通行便捷而增加交通道路);

3. 来自国际投资者的宏观规划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这使得经济规模化发展更加困难;

4. 公共交通份额达到约55%,私家车约30%;

5. 在中高收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通过电气化和提高燃料效率,降低约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这种情境下,为了实现绿色城市交通目标,每年需要投资2000亿美元。

情景(三):全球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发展模式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洲已经出现经济两极分化和放缓的趋势,且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到2033年,这将产生以下后果:

1. 由于经济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投资有所放缓;

2. 国际合作更趋向于限制在战略合作伙伴之间;

3. 特定的一些“一带一路”城市获得了强劲的投资,其中一些投资在新的和绿色出行技术上,其中一些投资在其他技术上;

4. 汽车的使用份额与其他机动车辆(如两轮车)的份额一起增加;

5. 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增加;

在这种情景下,为了实现未来的绿色运输,投资需求进一步增加,可用投资额显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

四、小结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有机会通过创新的绿色出行技术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绿色投融资活动,而绿色投融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将导致不同的发展情景。以上三种情境中的城市绿色交通融资需求具有非常大的不同。

图2.三种不同情景下城市交通的模态份额 / 图3. 中高收入国家对绿色城市交通的年均投资需求占GDP的百分比

明智的政策抉择,如将激励重点放在绿色出行技术(例如电动汽车,公共交通)上,提高政策协调和规划能力等,对投资重要的正向引导作用,同时还可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城市绿色交通建设的总体融资需求,最高甚至可降低到15%。

About the author(s)

Director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een Finance


Dr. Christoph NEDOPIL WANG i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IIGF)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UFE) in Beijing, China.


Christoph is a membe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Coalition (BRIGC)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e has contributed to policies and provided research/consulting amongst others for the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various private and multilateral finance institutions (e.g. ADB, IFC,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e.g. UNDP, UNESCAP)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Christoph holds a master of engineering from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s well as a PhD in Economics.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finance,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having work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for almost 10 years and being a Director for the Sino-German Sustainable Transport Project with the German Cooperation Agency GIZ in Beijing.


He has authored books, articles and reports, including UNDP's SDG Finance Taxonomy, IFC's “Navigating through Cris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 Handbook for Board Directors”, and multiple academic papers on capital flows,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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